用电影对抗衰败与失控
大卫·林奇1946年出生于蒙大拿州密苏拉。他的父亲在国家林业部门工作；母亲则是家庭主妇，抚养大卫和他的兄弟姐妹。林奇一家在华盛顿州斯波坎、爱达荷州桑德波因特和博伊西都生活过，后来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定居，林奇在那里度过了不算快乐的高中时光。
从科克伦艺术与设计学院和位于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艺术博物馆学院毕业后，林奇想去欧洲师从一位喜欢的画家学习绘画，但未能成功。后来他尝试过一系列乏味的工作，展示了其被解雇的天赋。尚未走出青春期的他再度回到艺术学院，这一次是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入校时他学习的是绘画，四年后离校时，他制作了自己的第一部真人电影《祖母》，影片讲述了一个被父母虐待、经常尿床、焦虑不安的男孩偷偷用种子种出一个慈爱的祖母的故事。
1970年，林奇作为高级电影研究中心的一员进入位于洛杉矶的美国电影学院。他的第一部“高级”电影《橡皮头》1977年才上映，这部探讨抚养孩子——一场虚构的、以焦虑为主题的盛宴——的影片在午夜场大放异彩。此后林奇拍摄的《象人》精致而低调，获得了八项奥斯卡提名，证明了林奇拍摄商业电影的能力。然而，之后上映的《沙丘》遭遇了票房和口碑双重滑铁卢，林奇试图用迷幻的氛围和手法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最终壮烈失败。
在《蓝丝绒》中，林奇回归了他熟悉的形式、规模和跟着感觉走的做法。影片以美国小镇为背景，邪恶又幽默，集合了林奇痴迷的所有元素，可能是80年代最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美国电影。这部影片因表现暴力之邪恶而令人难忘，成为人们探讨的对象，让林奇跨入了美国一线电影导演的行列。
1990年，记者大卫·布雷斯金两次采访了林奇，他尽力配合采访，很有礼貌，但不习惯深度采访的自我剖析和语言表达模式。林奇害羞的美式英语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古怪又迷人：幽默友好却又冷淡而难以接近。布雷斯金觉得他对我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思考，但是不愿将内心深处的所有想法都公之于众。
第一次采访
（节选）
大卫·林奇（以下简称林奇）：有点难以解释，不过去布鲁克林看望祖父母就是恐怖的回忆之一。这只是一个例子。当时的我意识到大城市令人心生恐惧，因为很多人密集地聚居在一起。那种感觉弥漫在空气中。我认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会逐渐习惯这种氛围，但刚从西北来到大城市的人会感到一种被火车或者地铁撞上一般的震撼。
事实上，我觉得走进地铁站就像走向地狱一样。顺着楼梯越走越深时，我感到进退维谷，立刻上楼离开和继续向前登上列车对我来说似乎都很困难。那是对未知——穿行的列车带起的大风、声音、味道、各种各样的光线和气氛——的恐惧，是很独特的体验，但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在爱达荷州博伊西也有可怕的遭遇，不过那里的环境更自然、更明亮，空气中没有那么浓烈的恐惧味道。
林奇：那是在华盛顿州斯波坎，那时我家后院里有一棵很老的樱桃树。树液从树干上渗出来——更准确地说是涌出来——会吸引大量蚂蚁。我常常盯着那些蚂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就像看电视一样。
林奇：对，就像50年代，很多杂志上都有这样的广告：一个衣着考究的女人从炉子里拿出一个刚刚烤好的派，脸上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微笑；或者一对夫妻带着微笑走向他们的房子，房子前围着白色的尖头栅栏。我童年看到的一直是这种微笑。
林奇：那是很诡异的微笑。只存在于理想中的完美世界。这样的微笑总是让我夜里做疯狂的梦。我喜欢这样的世界。但期望有某种不一般的事情——不是灾难——发生，让别人对你产生同情、认为你是受害者的事情。比如说，遭遇某种重大事故，变得孑然一身。就像一个美梦一样。但我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
林奇：我期望的不是变成孤儿，而是变得特别。这也许只是我不想做其他事情的借口。你一下子变得重要了。凭借某种外界的助力。我那时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我的父母太正常了，令我感到尴尬。
林奇：对，没错！
林奇：我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这些。尽管总有人会去做危险的事情，但我还是不想提这些——做危险的事情并不是创作的必要条件。有些事情完全不应该宣传。
电影《蓝丝绒》剧照
林奇：对，确实如此。说到底还是空气中弥漫的那种紧张感。我曾经目睹关系融洽的朋友突然翻脸，然后友谊就不复存在了。我总试着挽回，试着让他们和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心地在一起了。
林奇：我心里有大大的微笑。在以前的照片上，我站在圣诞树下，脸上挂着没心没肺的笑容。我曾经是快乐的。
林奇：那是另外一回事：世间万事一不留神就会徒生变故——令人放心不下。看不见的秘密无处不在，令人捉摸不定，不知是自己过度敏感，还是真的有秘密。通过学习科学，你会逐渐意识到，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实验；他们知道人眼看不见原子及其他很多物质。而我们的大脑擅长寻找发愁的理由。一旦接触到令人恐惧的事情，你就会意识到这世上有太多的不堪，很多人在做诡异甚至恐怖的事情。这样一来，你就会担心自己平静快乐的生活受到威胁甚至一去不复返。
林奇：就是空气中那种给人不祥预感的消极感觉。
林奇：（笑。）好的！比如在费城，一家人出门参加洗礼。当时我正好在家，在三楼刷黑色油漆。我当时的妻子佩姬·雷维正推着婴儿车准备带我的女儿珍妮弗出门。那婴儿车绝对是同类产品中的凯迪拉克，是我们在慈善二手商店花一美元买的，令人难以置信。里面有很多弹簧——让人有坐凯迪拉克的感觉。当时，佩姬正带着孩子下楼梯。有一大家人正准备去参加婴儿的洗礼。一伙歹徒从街对面冲过来袭击了这家人。当时他们家一个年轻的儿子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歹徒将他打倒，然后冲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这种事情会永久性地让气氛变得污浊，让世界更加黑暗。
林奇：根本无从抵抗。最恐怖的是我们都会失去控制，想到这一点，就可能会忧虑很长时间。
林奇：得过且过而已。但你会意识到能这样已经很幸运了。
林奇：我不知道我当时在说什么，不过任何东西一旦完成，就会立即开始衰败。就像纽约一样。建设纽约时，人们怀揣着美好的愿景：商业区和居民区紧密相连，人们聚在一起，有最好的餐厅、剧院、电影院和伟大的建筑！精心建造、器宇轩昂的建筑。它们既是功能性的，又是城市雕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桥开始生锈。道路和建筑逐渐破落。新建筑不断拔地而起，但和以前的毕竟不同。事物的衰败和万事无常的规律也令人忧虑。
电影《蓝丝绒》剧照
林奇：（停顿。）这些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林奇：总是有参与的。不可能完全被动接受。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就是我所经历的。
林奇：很辛苦，也很美好，都是命中注定的。人生有时需要一点刺激，会让人更加清醒。改变人的内心。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改变，但因为承担了新的责任，我真的变了——这种变化也渗透到了我的作品之中。那时我刚刚开始拍摄电影，额外的责任让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如果不是因为结婚生子，我可能还会再游荡很长一段时间。
林奇：《橡皮头》是一部抽象的电影。我期望它有丰富的内涵。但这确实是主题之一。（狡猾地笑。）
林奇：费城就是转折点。有很多前所未有的见闻。去殡仪馆本身并不惊心动魄。很难忘，但并不诡异。很像看到我邻居家的狗。那也是我终生难忘的画面。那只狗被他们喂得特别胖，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腿的气球。四条腿伸在外面。走路都很困难。头又小又短。是一只身体胖得像大西瓜的墨西哥吉娃娃。房间里有很多放满糖果的小碗，我对这些事情印象很深刻。
林奇：我对他们不是很熟悉，至今没有看过多少布努埃尔的作品，很久以后才看过《一条安达鲁狗》。我对超现实主义的了解很有限——我的作品只是我对身边之事的表现。我对那些复杂的东西其实不怎么了解。
拍摄中的大卫·林奇
林奇：我的精神危机是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不快乐。我在拍摄一部我想拍的电影。我有一个很棒的团队，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我的心愿纷纷实现了。我理应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百思不得其解。这让我开始思考快乐的内涵。
林奇：对，你说得没错！
林奇：快乐可以有很多解读，也可以指头脑清明。
林奇：感觉很奇怪。整件事情颇为诡异。为了拍摄二分二十五秒的影像，我花了两个半月时间。我记得把胶片对着光，举起来看画格上的内容，但上面什么都没有。我不是很难过，主要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为此伤心欲绝。我记得有人问我：“你难过吗？”我回答：“不难过。”后来我意识到这段经历至关重要。如果胶片没有出问题，我就会将这部短片提交给美国电影学院，但它不足以为我赢得那笔资助。没有那笔钱，我就无法进入影坛。因此，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
林奇：但我从拍摄《沙丘》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当时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现在看来，我恐怕难辞其咎。我可能就不该拍这部电影，然而当时我被影片呈现的无限可能所吸引，相信可以在片中实现我期待的各种东西。我有足够的空间去创造一个世界。但是拉法埃拉和迪诺·德·劳伦蒂斯明确地告知我他们对影片的期待，我也知道我没有最终剪辑权。他们的想法和对影片的期待就这样一点一点渗透进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最为危险，影响了我的每一个决定。我把自己限制在了他们设定的框架之中。因此，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
林奇：是的。我天性容易沮丧，当时也确实意志消沉。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拍摄《象人》期间，我以为自己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沙丘》对我的打击也是很大的。进行后期制作时，我就有不祥的预感。
林奇：象人的面具本来应该由我制作。我在英国花了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造出来的东西可谓一无是处。那是因为我不会做给真人戴的东西。我不懂其中的原理。尽管有新奇之处，我的作品还是非常失败。我连续四个夜晚被噩梦纠缠，醒来之后感觉比做噩梦还要糟糕。梅尔·布鲁克斯（影片的制作人）来英国找人利用剩余的时间做出了这个道具。梅尔的积极态度将我从自怨自艾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
林奇：没有。那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只是很泄气而已。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感觉，而我曾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为了画一幅画，必须有画布、画框、颜料、画笔和松节油。必须有画画的地方、画画的时间。还要有一定的精神自由，就绘画进行思考。然而，如果你有工作或者其他职责呢？如果公寓被颜料弄脏你就会被告上法庭呢？想要画画必须先克服各种障碍。光是备齐材料就要花不少钱。几乎令人望而却步。想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如果你想搞摄影的话，光是找一个暗室——就可能遇到千万种阻碍。真的很消磨人的意志。遇到这种事，我总是因为无法开始工作而感到沮丧。
林奇：有，我相信我一定有。习惯就是执念的一种体现。坚持某种不容改变的做法。这有时候很好笑。
林奇：对，没错。我肯定是彻底失控了。
林奇：对。我总是尽可能地控制我附近的环境。但想要控制一切是不可能的。
林奇：是的。有时你会感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那只是幻觉。偶尔能有那种感觉已经很幸运了。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林奇：嗯，对。但还是会努力争取。不是为了获得控制力，而是为了让事情朝期待的方向发展。想要控制事情的发展非常难，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可能会让你的努力付之一炬。如何未雨绸缪或是亡羊补牢是很有意思的议题。这才是追求控制力的初衷。
林奇：是的。非常恐怖。而且你无能为力。
林奇：这绝对是心理医生会问的问题：“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大卫？”（笑。）如果连最坏的情况都能应对，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最坏的情况是……（长时间停顿。）我不知道。还有对未知的恐惧——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就电影而言，《沙丘》这样不伦不类的作品，就是最糟糕的情况。
本文节选自《幻夜奇行：大卫·林奇访谈录》，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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